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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蘇區的“文化扶貧”
    發布時間:2019-04-02
  中央蘇區氣候環境惡劣,經濟生產落后,群眾文化水平低下,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面宣傳,在這樣的人文自然環境中開展革命斗爭是非常困難的。為了解人們的思想文化水平,更好地動員群眾參與到革命中來,毛澤東進行了一系列調查。在調查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各項有針對性的政策,對落后的蘇區進行了有效的“文化扶貧”。
為何重視蘇區的“文化扶貧”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設立了教育部。但是,當時處于戰爭年代,教育的內容和方式都是圍繞革命進行的,因為革命才是中央蘇區的中心任務。毛澤東說:“為著革命的勝利,為著蘇維埃政權的鞏固與發展,為著動員民眾一切力量,加入于偉大的革命斗爭,為著創造革命的新后代,蘇維埃必須實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動統治階級加于工農群眾精神上的桎梏。”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和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于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在于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蘇維埃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是什么?是厲行全部的義務教育,是發展廣泛的社會教育,是努力掃除文盲,是創造大批領導斗爭的高級干部。”
所有人都被發動起來
  毛澤東特別強調動員一切群眾力量加入革命斗爭,特別強調鏟除窮根,培養新生力量。在毛澤東的調查報告中,我們發現幾乎全民皆兵,每個人都在一張極其廣大的“網絡”中。如在《興國調查》中,農村進行了軍事化組織,包括由23-50歲男女組成赤衛隊,男衛隊的任務是夜晚放哨和把精壯分子編入紅軍預備隊,女衛隊則補充男衛隊出勤后的空缺。一個赤衛大隊配備一個少年先鋒隊,由16-23歲青少年編成,要求隊員要識字,因為要看得懂通行證,任何人從甲村通過乙村都要憑通行證。一個少先隊的地方同時還組建一個勞動童子團,由8-15歲的兒童組成。
  在此我們看到,除去不能勞動的老人,從兒童到中年人都很好地被動員了起來。兒童要成為其中光榮的一員就必須識字,這從側面促使他們努力學習文化知識。由于在蘇區形成了有縱向梯度的預備隊,紅軍的力量得到不斷充實和增強,貧困子弟的文化水平也得到不斷提高。
  為了宣揚有效的扶貧工作方法,毛澤東把長岡鄉作為各蘇區的學習榜樣。長岡鄉組織了大量的群眾團體。如擴大紅軍委員會、土地委員會、山林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除了鄉一級,村也有。這意味著,整個長岡鄉遍布各種“委員會”。各個委員會除了負責各自的工作外,其重要作用更在于能夠在短時間內有效地發動底層人民完成各項任務。一位老紅軍回憶道:“當時白天搞生產,每天晚上都有活動,經常是擴大會議,大家都感到忙得很。因為大家都有組織,沒有閑散的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被發動起來了。”
文化扶貧成效顯著
  當時蘇區的教育形式是靈活多樣的。上至80歲老者,下至3歲小孩,均積極地學習文化知識,文化扶貧取得了良好效果。毛澤東通過調查指出,“過去不識字的,現在都識得四五十個字了,少數能識七八十個”。時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的徐特立亦指出:“從興國撤出時,文盲已減少到全部人口的20%以上”。另外,蘇區報刊發行量的增加也是衡量群眾文化水平提高的一個關鍵指標。1934年蘇區已有各類報刊34種,其中,《紅色中華》的發行量從0.3萬份增至4萬份,《青年實話》發行2.8萬份,《斗爭》僅在江西蘇區就達2.71萬份等。
  另一方面,從國民黨的反面報道中亦可反映中國共產黨在蘇區文化扶貧工作的成效。1930年3月,贛南有四個干部被敵人逮捕,在吉安法庭上審問很久,四個工農同志言詞流利,駁得國民黨法官啞口無言。《國民日報》報道說,共產黨可惡,其教育群眾的方法可學,不識字的農民,也能講得許多道理。可見,中國共產黨已經對蘇區人民進行了徹底的文化思想改造,而這不能不歸功于共產黨強大的號召力、動員能力以及大力推行的各項教育措施。
  (摘編自《黨史文苑》2019年第1期 馮裕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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